中国侠文化，可以从墨家文化之中寻找到根源。墨家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钜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
墨家的思想在根本上就是民本的，它同情社会最弱势群体，墨子本人也是生与下层、长与下层、交于下层，连他的文章的风格亦是简单明快、感情强烈的。但这还不能包举墨家的风格，墨家不仅拥有民本的思想，他还果决地将思想付于形动，体现了实战派的精神。如果说孔孟是以劝说为武器，则墨家必可称为以武力作后盾，这也可以看成侠义精神的源头。
战国时期，韩非子便在《五蠹》中所写：“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者在当时代表的是敢于用武力挑战权威，打破规则的人。荆轲刺秦王，曹沫劫齐王，豫让刺赵，他们皆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为了投靠的国家，不惜自身性命与各国君主拼死一搏，他们都是尝试用个人的武力改变大局侠士，尽管最后大多都未如其所愿，但他们的勇敢之举，开启了侠文化的辉煌。也可以说，侠客与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贵族和贵族手下的门客，是一脉相承的。
一直到隋唐时期，侠文化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出现了“虬髯客”“聂隐娘”“黄衫客”等传说中的侠客们，明末清初的《水浒传》中的人物，也被赋予了侠客的精神。民国时期的动荡，让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家的出现，将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丰富了侠文化的内涵。
在文学作品中，侠客是古代人民的救世主，他们匡扶正义，仗义助人，他们武力高强，无所拘束，他们豪爽痛快，不拘小节。在封建统治的管理下，很多地方或许没有规范，没有正义，官员与劫匪一齐压榨百姓，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希望在腐败的庸官处黯灭，便需要另外一个人来维持治安，维持正义。侠客就是这样一位人们期盼的角色，他是人们在黑暗处看到的星火，因此侠文化在民众之间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自从天下归于秦国，普天之下都被一个人给专制了，秦国的郡县制度也在原来六国的旧国故地落地生根。这时候，各地都被安排了郡守、县长施政，但这些人的施政行为必须听朝廷的指派。在秦朝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下，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六国旧贵族和他们的拥趸们按照原来的方式施展拳脚。
在天下一统的秦朝，像过去那样，换个国家，换个面目，换个活法，则完全不可相互之间也会拉一把帮，除非自愿去北边当匈奴，或者去南边当蛮族。这些人想在本土本乡继续活着，着实不易。
使大家能够相互支持、相互取暖，不管何时，都能做到不互相出卖和搞窝里斗，这些人继承和秉持了源于春秋战国的“士”的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内核，就是一诺千金，不管忙时还是闲时，都很要这张脸。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他们以轻死重义为荣，以告密叛变为耻；以和朝廷对着干为荣，以甘当顺民为耻；以救人于水火为荣，以落井下石为耻；以低调谦虚为荣，以自我炫耀为耻；以一诺千金为荣，以说话不算为耻。遵守“士”的精神，可以降低这些人生存的危险系数。“江湖”因此而诞生了。
这个“江湖”对应着那个“庙堂”,“江湖”的主角就是侠客，“庙堂”的主角是皇帝，侠客做主角的“江湖”才是真正的“江湖”,没有皇帝主宰的“庙堂”,“江湖”也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侠客经常走街串巷，就叫作游侠。这么看，侠客就是专制社会里那些喜欢干公共事务的“草根”人士，与政府抢职能、分权力的不安分分子。他们扶危济困，对应着政府社会保障职能；他们为人报仇雪恨，对应着政府惩奸除恶，维护公义，诸如此类。他们做得越多，显得政府越无能、越冷酷。老百姓很欢迎，政府既尴尬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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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客一般也都有广泛的人脉基础和社会人缘，在他周围拥挤着很多追随者和粉丝。侠客一旦和官府闹掰，周围不怀好意和热血贲张的人就积极怂恿他把事搞大，而侠客自己难保头脑一热，也会干出相当出格的大事，比如攻打县衙，抄掠富户。
就拿梁山上那帮好汉来说，整天叫嚷“替天行道”,以帮百姓改善生活为自己天然的责任，以操心皇帝的天下为终身奋斗目标，但杀起人来却好坏不分，除了少数几个，其他人都更像是披着侠客外衣的狼，侮辱了侠客的光辉名号。
再比如，汉朝的郭解大侠为朝廷所杀，纵观郭解一生，行侠仗义，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名满天下的侠客。但他一辈子都在不断违反法律，以江湖“侠义”作为自己行为处事的原则。虽然，他在社会上有着极大的号召力，但其性质终归是地方恶霸。因此，像他这样的人肯定不会被皇帝所容忍，最终，冤死在汉武帝的刀下也正是他的宿命。
侠客之风若隐若现、真真假假地跌宕了两千多年。最后，侠客们都风光地现身，跑到武侠小说里，继续他们的江湖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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